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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前沿動態
      房偉|重構孔孟之間的儒學傳承——讀宋立林教授新著《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
      發表時間:2023-04-20 13:50:28    作者:    來源:“洙泗社”微信公眾號

      《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宋立林著
      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第一版,99.00元
      編者按:
      《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為宋立林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成果,凝結著作者十多年來對儒家文化研思心得,于202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房偉博士讀后有感,撰為書評,由問題而入,盡詮釋而出,體貼入微,頗中肯綮。本文刊于《中華讀書報》2023年4月12日第10版??兄畷r,限于版面,有所刪削,難免于文意有損。茲征得作者同意,由本號發布未刪減版。

            熟悉儒學史的朋友們或許都知道,秦火之后,漢唐經學倡“周孔之教”,宋明理學重“孔孟之道”。實際上,自唐宋以來,孟子逐漸成為后儒心目中最“懂”孔子的人,并由此躋身“亞圣”之位,“孔孟”合稱也成為學界的共識。不過,孔子與孟子間尚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在這期間,儒家思想是如何得到傳播與弘揚的?作為傳承主體的“孔門后學”又經歷了怎樣的學派紛爭與學術嬗變?可以說,孔孟之間的這段“留白”是儒學研究必須講清楚的關鍵環節。曲阜師范大學宋立林教授《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正是對儒學史上這一重大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該著通過對“孔門后學”學術傳承與思想特征的精準把握,更加豐富且立體地呈現了“孔孟之間”一個多世紀的儒學發展與詮釋史,這對于學界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 新材料帶來新契機
        對于孔孟之間的這段儒學發展史,古人早已有關注?!妒酚?middot;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黜焉。”《漢書·藝文志》亦言:“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在漢代人看來,孔子去世后,儒學逐漸式微,以致諸子蜂擁而起,天下聚訟紛紜,直到孟子“辟楊墨”、荀子“非十二子”,儒學方才重新煥發出巨大的思想能量。
        不過,漢代人的認識似乎也并非完全準確?!俄n非子·顯學》中曾講到:“世之顯學,儒、墨也。自孔子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始定世之學乎?”這就是著名的“儒分為八”說,是韓非對孔門后學學術分化的簡要概括。雖然韓非的本義是表達儒家學派內部在孔子之后分化嚴重,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子張之儒”“孟氏之儒”“孫氏之儒”分別與子張、孟子與荀子(即孫卿或孫卿子)相對應,換言之,“儒分為八”也正說明儒學的發展是連貫的,自孔子迄至荀子,儒學一直是世之“顯學”,“式微”一說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孔門后學時代究竟是儒學的黯淡還是榮光?孔孟之間又歷經了怎樣的內部分化與發展?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有文獻“不足征”的感嘆,這一方面當然是由于與孔門后學直接相關的史料本來就比較稀缺,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原本就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被進一步地否定、解構,以至于孔門后學中原本活潑的諸儒形象、豐滿的學術思想、復雜的傳承譜系被人為地化約為簡單的姓名符號。好在,地不愛寶,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大批出土文獻重見天日,為學界帶來重探早期儒學的曙光。特別是90年代郭店儒簡的發掘和釋讀,成為“孔孟之間的驛站”(龐樸先生語),展現了一個戰國之際的儒家世界,“孔孟之間”的思想詮釋也迎來深入推進的契機。李學勤先生也曾指出,郭店簡、上博簡儒家著作的出現補充了儒家孔子與孟子之間淪于缺失的重要空白。宋立林教授對此有著強烈的學術敏感性,正如他在本書《緒論》中所講到的,這段歷程在早年間囿于材料的困乏,不得已留下缺憾。隨著以郭店簡、上博簡為代表的地下文獻的問世,解決這一學術“留白”的機會和可能出現了。
        需要指出的是,將傳世文獻與出土簡帛相結合進行早期儒學研究是宋立林教授長期以來堅持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從2013年作者出版《“儒家八派”的“再批判”——早期儒學多元嬗變的學術史考察》(上、下),到2018年作者又出版《出土簡帛與孔門后學新探》,再到2021年《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的出版,展現的正是這樣一種久久為功的學術堅守。正如孫海燕教授所說:“以上三書,以傳世文獻與出土簡帛相印證,熔史學考究與哲學思辨于一爐,對孔、孟之間的儒學嬗變做了系統梳理,分別言之,堪稱立林兄孔門后學研究的‘三部曲’。”(見本書《序》二)
        二、 新視角收獲新認知
        出土文獻的發掘和整理以及由此而重新激活的傳世文獻極大擴展了材料的選擇范圍,不過,對于學者而言,如何更好地運用這些文獻,則是一種更大的考驗。就《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一書而言,作者對于孔門后學在早期儒學發展史上的貢獻進行了重新定位和深入闡釋,由此打開了新的研究視角,收到了新的創獲。
        比如,在作者看來,一種學說要想更好地傳承與發展,除了學派創始人的杰出貢獻,更要有后來者的不斷創新與詮釋,早期儒學就是如此。作為儒家宗師,孔子一生在教學與政治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與教化、修養、從政、天道與性命等有關哲學智慧,極富開創性。這其中,孔子本人的貢獻當然是首要的,不過我們決不能忽視孔門七十子及其后學的特殊貢獻,他們一方面總結整理孔子言論,擴大儒家學派影響;一方面詮釋孔子思想,踐履儒家學說。在這里,作者敏銳地注意到孔門后學作為思想叩問者和文獻整理者的重要角色。他認為,我們通常把孔子單獨作為儒學創立者的理解是不準確的,孔子弟子及其后學同樣是儒學的創立者,儒學是孔門集團集體智慧的結晶(詳見第一章)。這種判斷觀照到孔門弟子在儒家學派形成中的貢獻,以更寬廣、更理性的視角打量孔門弟子與孔子的思想互動,無疑是更全面的。
        再比如,本書的第三到第六章,作者分別分析孔門后學對儒家天道天命觀、人性論、修養論、政治觀的哲學詮釋。將孔門后學的詮釋內容劃分為天道天命論、人性論、修養論和政治論四個層面,是作者在本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論點。其中,他對天道觀與天命論加以區分,認為孔子的天道觀兼具自然之天與義理之天的雙重內涵,天命論同樣是對運命之命與天賦使命的雙重包含,并直言天命論的提出彰顯出人人平等之進步觀念(見第三章)。在探討人性論時,作者通過對《易傳》《中庸》《孔子家語》等相關文獻的疏解,結合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邏輯地推導出孔子對于人性的看法是傾向于善的,并將之稱為“隱性的性善論”;他還進一步指出孔門后學對于人性論的探究實際上背離或扭曲了孔子的人性論的發展路向,真正符合儒家內在義理結構的只有思孟一系(見第四章)。這種認識當然首先是建立在作者扎實的文獻分析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也是來源于作者對儒家思想特質的某種人文性觀照,即儒家思想并非單純的知識體系或踐履原則,它更是一種終極關懷和信仰。換言之,將“人性善”作為孔子、儒家人性論的主導,實際上就是肯定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我生命的踐履而“吾性自足”地獲得人生之終極價值,這無疑是符合儒家義理發展的內在理路的,而且本質性地區別于依靠外在而超絕的上帝來求得自我救贖的西方文化。
        從總體上講,作者的這些新視角,不僅揭示了孔子與后學的思想生命歷程,更是通過統合創新,重新書寫了孔門后學詮釋孔子思想的復雜過程,這些都體現出作者深邃的學術洞察力。
        另外,在《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一書中,作者并沒有局限于西方詮釋學的常規套路而僅僅關注文本詮釋,反而重點突出顏子、曾子以生命歷程踐履孔子學說,以孔門弟子“活潑潑底”生命歷程來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極具儒家特質的“生命詮釋”(見第二章)。而儒學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生命的學問,生命化的詮釋方式更能切中傳統儒家的精神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動儒學融入現代社會。作者對儒家思想特質與時代性的把握由此可見一斑。
            三、新創獲引出新思考
            人文學術的發展進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往往需要幾代學人的不斷探索和積累。不過,在某些歷史時期,新材料的發現往往會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先生就曾在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中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他還將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遺書和內閣大庫檔案視為“四大發現”,這些都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后來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正式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即由此種認識而來。
            如果我們認同王國維先生將19世紀末20世紀初稱為“發見時代”,那么得益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簡、清華簡等帛書、竹簡的發現與整理,我們所在的當下毫無疑問是一個更大的發現時代。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數量眾多,遠超以往,更重要的是,這些帛書、竹簡多成書于戰國秦漢時期,正是中國文化傳統形成的關鍵時代,其內容則事關中國文化特質的根本性問題,而由此所獲得的知識與推論以及所造成的影響,也絕不限于帛書、竹簡的成書年代,因而會對整個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帶來重大的影響。正是由此,我們才能夠對中國各歷史階段學術思想的演變進行新的闡釋和總結。比如,對于先秦儒學的發展而言,孔子、孟子和荀子是當之無愧的高峰,但是思想的發展并非線性的,或者說一蹴而就的,這猶如自然界中山峰與山峰之間的連接,筆直的通路往往是不存在的,除了曲徑通幽,懸崖峭壁也是常態。宋立林教授通過對“孔門后學”的研究,對孔孟之間的思想歷程進行了深刻剖析,那么孟荀之間,甚至孔荀之間呢?顯然,這還留待我們繼續進行深入探討。
            當今出土文獻的不斷涌現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視域和觀念,為學術史的重寫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不過從根本上講,無限逼近歷史真相、尋找價值本源是人類不懈追求的信念和目標,所以,重寫學術史更是學術自身發展的必然,是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及人們的認識規律的。這也正是李學勤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時代”的同時,還積極倡導“重寫學術史”的思想深刻性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學術史的書寫毫無疑問都鐫刻著時代的印記,同時也展示著學者對于時代的關切和回應。在《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一著中,作者并沒有局限于西方詮釋學的常規套路而僅僅關注文本詮釋,反而重點突出顏子、曾子以生命歷程踐履孔子學說,以孔門弟子“活潑潑底”生命歷程來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極具儒家特質的“生命詮釋”(見第二章)。而儒學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生命的學問,生命化的詮釋方式更能切中傳統儒家的精神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動儒學融入現代社會。作者對儒家思想特質與時代性的把握由此可見一斑。
            在當前“第三次學術大轉型”的時代(王學典先生語),“重寫學術史”需要借助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以客觀公正、開放包容的態度深入分析學術發展的復雜過程,進一步揭示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特色和規律。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堅守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進行學術范式的轉換與創新,應該成為學者們的共識和自覺。唯此,“重寫學術史”才會更有價值和意義。

      作者簡介
      房偉,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孔子研究院禮樂文明中心副秘書長,山東孔子學會副秘書長,歷史學博士,入選第五批山東省齊魯文化之星。研究方向為文廟祭祀、中國儒學史。著有《孔子祭祀》《文廟釋奠禮儀研究》《孔府文化研究》等,在《光明日報》《原道》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研究成果多次榮獲省、市級科研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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