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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情·風氣·識裁:章學誠論朱陸異同
      發表時間:2023-02-04 22:53:38    作者:何俊,吳潔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2023年第1期
      性情·風氣·識裁:章學誠論朱陸異同
      何俊,吳潔

      [摘要]朱陸異同是理學史上一大公案,與前賢不同,章學誠認為,朱陸異同根源于“沉潛”與“高明”兩種性情之差異,而朱陸后學陷入爭訟,乃是囿于“循環衰盛,互為其端”的風習而不自知,只有擁有證之于事與理的“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朱陸之爭。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論超越了宋明理學的論學藩籬,以性情、風氣、識裁的觀念,打開了朱陸異同的智識主義論域。
      [關鍵詞]章學誠;朱熹;陸九淵;性情;風氣;識裁
       
       
         朱陸異同是理學史上綿延八百年之久的一大公案。清儒章學誠對此公案有一經典評論:“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1]262此一評論常為后來研究者所重視,但是章學誠論朱陸異同的思想內涵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闡發。[2-4]因此,下文擬從性情、風氣、識裁三個方面詳述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論。
       
      一、性情:“高明”與“沉潛”兩種類型
         錢穆曾指出,“從學術史觀點來講學術”[2]253是章學誠治學的一大特點?;?ldquo;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945的歷史考察,章學誠能從問題本質上指出學術紛爭的癥結所在。在他看來,宋元以來,學者們討論朱陸異同不外乎兩種態度:一是“末流無識,爭相詬詈”,二是“勉為解紛,調停兩可”。[1]262前者嚴分朱陸異同,導致門戶之爭的不斷升級;后者主張“和會朱陸”,但是卻掩蓋了問題的真相。簡言之,兩派都不了解朱陸所以同異之關鍵,刻意“存異”或者勉強“求同”,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朱陸異同的問題。因此,章學誠認為他們“皆多事也”,徒增紛擾而無濟于事。
         章學誠強調朱陸是“千古不可無之同異”,“千古不可無”的依據在于性情。在章學誠看來,人們從事何種類型的學問研究,本質上是由各自的先天性情所決定的?!段氖吠x·博約中》云: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1]161-162
         人們在讀書受教的過程中,既有入門之初便已確定而終身不可改變的東西,即“天性”;又有突然有所感觸而不自覺歌泣的情況,即“至情”。“天性”是由個人主觀氣質所決定,“至情”則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感發,但它們都是為學過程中必然產生且不能被改變的因素。章學誠將兩者合稱之為“性情”,并強調這是人所特有的“美質”。對此,余英時認為這是對現代心理學上所謂“認同感”(sense of identity)的一種描述。[3]78“性情”作為一種心理“認同感”,學者應當予以充分的重視。
         其實,就思想淵源而言,章學誠并不否認他的性情論“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1]165。不過,與陽明學所揭示的“良知”作為道德主體不同,章學誠所講述的“性情”強調的是認知主體,即他是在認識論的視域來講性情對于學問取徑的先決性。從知性的角度觀察,章學誠認為人的性情主要分為“高明”和“沉潛”兩種類型?!段氖吠x·博約下》云:
         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1]165
         山口久和指出,章學誠所說的“高明”與“沉潛”出自《尚書·洪范》的“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其含義借鑒了《論語》中“狷者”和“狂者”兩種人格類型,并強調“高明”表現為綜合的主體知性,“沉潛”表現為分析的客觀知性。[4]184-185“高明者”能夠直接洞達事物的本質,“沉潛者”則有賴于循序漸進的積累。從實踐經驗來看,“高明”和“沉潛”也接近頓悟和漸修兩種不同的為學路徑,學者應當根據自己氣質之所近去擇善而從。
         事實上,《洪范》和《論語》都是講三種德行,“剛克”“柔克”之上是“正直”,“狂者”“狷者”之上是“中行”。那么,章學誠為什么不講“正直”“中行”的最高德行呢?章氏有言:“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于其事。吾蓋于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1]416換言之,他認為在官師分職、治教分途的時代,在現實世界中,我們能見到的性情類型只有“高明”和“沉潛”兩種?!段氖吠x·答客問中》云: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1]477
         兩漢以來的撰述傳統主要表現為“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兩種形式。它們本質上屬于“高明”與“沉潛”兩種不同性情的具體表現。章學誠強調,“高明”與“沉潛”如同晝夜寒暑一般交替而生,它們并非彼此孤立存在的事物。如果將這兩種性情相互循環而更替成一年之時序,那么就會帶來兩相需求之益處;如果將這兩種性情各自對立并且嚴格劃分界限,便會造成兩敗俱傷之弊病。簡言之,“高明”與“沉潛”在人類完整的知識路徑與表征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那么,章學誠發明“高明”與“沉潛”兩種性情的依據是什么?依據就是他的治學經驗。他在《家書三》中說道: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潛不足,故于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初亦見祖父評點古人詩文,授讀學徒,多辟村塾傳本膠執訓詁,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評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5]92
         章學誠以庾信《對酒歌》“春水望桃花”一句的詮釋為例,指出清人吳兆宜的注解只是根據《月令章句》交代了此詩創作的時節背景,其父親①的評論則能揭示出此詩追求的審美意境。受其父親指點后,章學誠乃發現自己的治學特點是“高明有余,沉潛不足”,即長于義理發揮而短于訓詁考證。但他認為“高明”的性情雖有不求甚解的缺失,但卻能夠窺見古人學問之大體,并不完全遜色于“沉潛”的性情。由此,章學誠便將“沉潛”“高明”由個人性情聯系到“博”“約”兩種不同的治學方式。②
         朱熹和陸九淵“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差異,體現的正是“沉潛”和“高明”這兩種不同的性情?!段氖吠x·朱陸》言:“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1]262章學誠指出,對于朱陸異同的理解,明了其源于學問性情之差異,可以做到“交相為功”;不明了其源于學問性情之差異,故而只能“交相為厲”。“荀子曰:‘辨生于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后學之嘵嘵乎?”[1]262朱陸后學的問題在于未能厘清朱陸學術的差異根源于性情之不同,故只會陷入門戶之爭的窠臼。同樣,調停朱陸紛爭的學者也沒有意識到“高明”與“沉潛”之殊致,不能理解朱陸異同的存在是思想史上的必然結果。
         相較于以往的學者,章學誠從“高明”與“沉潛”的角度分析朱陸異同,更能看出這一問題的實質所在?;谥亲R主義(intellectualism)的立場,章學誠揭示了這一現象存在之客觀依據,即“天性”與“至情”是人天生具有且不可改變的。正如余英時所言:“在這個新的解釋之下,朱、陸異同的舊有的道德內涵,無形中已被挖空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的知識內涵。”[3]81故此,從“高明”“沉潛”的性情角度審視朱陸之學,明了其為“千古不可無之同異”,是章學誠破解朱陸異同的第一步。
       
      二、風氣:“循環衰盛,互為其端”
         基于性情的殊致來分判朱陸之學,本可以從源頭處化解朱陸異同。但朱陸異同之所以會成為“千古不可合之同異”,是因為后人囿于風氣所趨而導致的門戶紛爭。章學誠說:“自來門戶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5]62學術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它并不必然導致門戶紛爭。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結果,很大程度上是末學受風氣影響,各倚門戶,由此產生相互激蕩的論學紛爭。章學誠在《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批評此種風氣道:
         學問之途,有流有別。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征實。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標獨得。則服、鄭訓詁,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只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今囂囂,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5]224
         由于學者性情的先天差異,學問的流別自然會有不同。如果一定要強分門戶、互相攻訐的話,那么義理、考證、詞章都有各種偏失。唯有以“通人”的眼光去觀察,才能將義理、考證、詞章合歸于道。朱陸后學之所以會陷入門戶之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囿于風氣之偏。章學誠說:“三代以還,官師政教不能合而為一,學業不得不隨一時盛衰而為風氣。”[5]84由此便導致了義理、考證、詞章等各種學術風尚的交替演變。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章學誠對風氣進行了系統論述。他說:
         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為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向囿于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余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圣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后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訖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終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豈有當哉![5]84
         “循環衰盛,互為其端”是古往今來學術風氣的基本特征。遺憾的是,學者們并不明白學術風氣是偏而不全、時勢所趨的一種短暫現象;反而陷入其中,相互攻訐,如此不斷地循環往復。在章學誠看來,這種“守器而忘道”的狀態對學者來說是一種可悲的學術境地。與章學誠有類似觀點的還有清代學者凌廷堪。錢穆就曾指出,凌廷堪《與胡敬仲書》一文,“論風尚流變,極似同時章實齋”[6]553。但凌廷堪雖也揭示“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7]194的現象,但并未深入探究背后的緣由。章學誠卻循此風氣為端,進一步探求其緣由,他在《文史通義·天喻》中說:
         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1]310
         所謂“其所以然”的根本原因,在章學誠看來,乃是學者們為學之心術未醇,即“有爭心”。他說:“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1]367受血氣形軀的肉體存在影響,學者們在論學過程中難免存有爭勝之心,由此便會導致“好名之習,漸為門戶,而爭勝之心,流為忮險”[5]642。為了克服這一學風流弊,章學誠主“為學之要,先戒名心;為學之方,求端于道”[5]85,即回歸于道之本真狀態,才能不被盛衰往復的學風所裹挾。
         基于風氣論的診斷,章學誠認為“千古不可合之同異”的朱陸門戶之爭,實質上就是風氣循環往復的一種表現?!段氖吠x·習固》言:“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1]260朱陸后學關于朱陸異同的價值評判,并非出自內在的真知灼見,而是源于外在的習氣固執。就他們本人的學問造詣來看,“謂朱子偏于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于支離;謂陸氏之偏于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于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1]262朱陸后學以“道問學”與“尊德性”分判朱陸異同,其實只不過是各倚門戶的風氣偏好罷了。章學誠進一步質疑道:
         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1]262-263
         章學誠發現,攻擊朱子的學者,在思想上并不具備陸王之“空靈”;排詆陸王的學者,在學問上也不具備朱子之“繁密”。這些熱衷于門戶之爭的末流共同特點皆是束書不觀、空談性命,即本質上都屬于“偽陸、王”。章學誠在《丙辰札記》中曾寫道:“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陸、王非不甚偉,然高明易啟流弊。若謂陸、王品遜程、朱,則又門戶之見矣。”[5]393雖然他本人傾向于“高明”獨斷之學,但他同時也認為這種為學方式容易產生流弊。由此可見,他之所以把朱陸末流都歸結為“偽陸、王”是出于對風氣流弊的深切體察。
         章學誠的這一總結,具有濃厚的知識論傾向。在他看來,“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1]263,究其原因乃是“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于多學而識,而約禮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1]263。以智識主義為導向的朱子學兼該本末,沒有陸王之學高談心性的空疏流弊。故此,章學誠強調:“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則自無暇及于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于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于陸、王也。”[1]263真正的朱子學者以實學為依歸,不喜空言立事,自然無暇于朱陸異同的紛爭,也就不會隨著風氣盛衰而消長。
         要而言之,朱陸異同之所以會成為一大學術公案,直接原因是后人囿于風氣所趨而導致的門戶紛爭。朱陸后學受爭勝之心的影響,并不理解朱陸異同本質上源于“高明”與“沉潛”兩種性情之殊致,反而不斷黨同伐異,相互攻訐,由此掩蓋了朱陸問題的真相。章學誠感嘆說:“蓋既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諧眾以為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矣。”[5]62可見,洞悉“循環衰盛,互為其端”的風氣,知道其為“千古不可合之同異”,是章學誠破解朱陸異同的第二步。
       
      三、識裁:“獨斷于一心”
         “性情”和“風氣”是導致朱陸異同產生及后人紛爭聚訟的兩個根本因素。章學誠認為,要真正擺脫此二者的束縛和限制,則有賴于每個人所特有的分析鑒別的“識裁”能力。章學誠指出,“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5]85時代風氣和個人天質是我們所不能改變的現狀。但他同時強調,“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5]85這里所提到的“良知良能”便是具有“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他在《文史通義·說林》中系統說道: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于去偽,而慎于治偏,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亦可以無欺于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1]355-356
         在章學誠看來,僅憑借學問文章或聰明才智,并不能夠匡正當世的學術風氣。只有發揮每個人所特有的“識裁”能力,即樹立去偽存真、治偏求全的為學態度,才能準確診斷時代風氣和培育個人性情。當我們具備這種為學主體性的自覺之后,便可以真正做到“升沉榮辱,審乎定命,則風尚有所不必徇也;天生五材,各有所利,則本質有所不可誣也”[5]696。也就是說,“識裁”能力既是克服時代風氣的必要手段,也是挺立個人性情的內在條件。因此,是否具有“識裁”能力便直接影響到學問境界之高下。“識裁”的能力從何而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中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洞呵铩分x,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1]470
         章學誠指出,自孔子作《春秋》以降,中國史學的宗旨就在于發明筆削之義。這不是僅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記述歷史事實而已;而是為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探究歷史意義所在。因此,治史者必須要擁有“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超越繩墨類例的經驗束縛,探求天人之際的根本真諦,否則“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1]775。不過,這種“識裁”能力并非輕易便能獲得?!段氖吠x·申鄭》言:
         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后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后,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于遷、固遠矣。[1]464
         雖然《春秋》包含“事”“文”“義”三個面向,但孔子最重視的是具有載道性質的“義”。因為“事”和“文”只是“義”的形式載體,“義”才是“事”和“文”的價值目標。章學誠強調:“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籍為存義之資也。”[1]171但遺憾的是,自從司馬遷、班固以來,史學家缺乏“識裁”能力,只是追求“其事其文”。只有千余年之后的鄭樵才有志于尋求“義意”,且他的見解甚至遠在司馬遷和班固之上。③而孔子作《春秋》所重視之“義”,也即是章學誠一再強調的“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3]258-259,顯然是用來衡量古今學術的重要價值尺度。
         基于“識裁”能力重要性的認識,章學誠對于朱陸異同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他在《文史通義·朱陸》中說:“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1]262由性情差異所導致的學術分途,在孔子弟子那里就已偏而不全。朱陸后學的悲哀在于他們并不知道這一問題的本質。“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1]263-264在章學誠看來,朱陸后學對于朱陸異同的討論,缺乏了然領會于心的真知。他們以朱陸之是非為是非,在見識上遠不如告子的自得之學。
         當然,所謂“獨斷于一心”,絕非主觀的自我呈現,而是必須基于事與理的。④章學誠認為,如果明白古人“即事言理”的觀念,就不會有朱陸異同的是非爭論。他說:“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1]262脫離具體的事物憑借空言來論是非乃宋儒講學之流弊,而這正是導致爭論朱陸異同的根源。章學誠在《<四書釋理>序》中更詳論道:
         宋儒專門說理,天人性命,理氣精微,辨別渺茫,推求銖黍,能發前人所未發矣。然離經而各自為書,至于異同之爭,門戶之別,后生末學,各守一典,而不能相通,于是流弊滋多,而六經簡明易直,古人因事寓理之旨,不可得而知矣。[5]206
         三代以來的“因事寓理”的傳統,在宋儒那里有所脫落,離開經典去言說義理的講學方式,必然導致門戶異同的紛爭。職是,章學誠強調朱陸后學“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1]524。如果學者本著《春秋》經世的理念,言之有物,不尚空言,那么各種是非爭執也就必然不存在了。
         綜上所述,在如何破解朱陸異同的問題上,章學誠指出由于“性情”和“風氣”是不可改變的現狀,學者要具備去偽存真、治偏求全的“識裁”能力。只有為學的主體性真正得以確立,才能發揮個人性情而不被外在風氣所影響,由此從智識主義的視野超越朱陸異同的論學分歧。錢穆總結章學誠的論學淵源曰:“夫必既貴專門,又尚通識,先本性情,歸極大道,而后風氣循環,乃有以默持其運于不弊。”[6]449可見,發揮“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了解朱陸異同的本質問題所在,是章學誠破解朱陸異同的第三步。
       
      四、結 語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1]524在章學誠看來,朱陸異同之所以長期沒有妥善解決,是因為學者們對朱陸問題的緣由與本質缺乏深入理解。章學誠認為,朱陸異同源于“沉潛”與“高明”兩種殊致的性情差異,從而導致了“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兩種路徑。就朱陸本人的精神特質而言,這是“千古不可無之同異”;而朱陸后學則是陷入“循環衰盛,互為其端”的風氣中討論這一問題,對立抑或會通的做法都是徒勞之舉。只有擁有證之于事與理的“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歷史公案。
         應當指出,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論,是清代浙東學派內部的一種轉折性觀點。在明末清初以來的各種學案體著作中,總結朱陸異同是書寫理學史的一項重要工作。[8]就浙東學術傳統而言,以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為依據,調和朱陸異同是其基本立場。黃宗羲在《象山學案》中,沿襲王陽明“早異晚同”的觀點,刻意縮小朱陸學問性格的差異:
         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9]2113-2115
         而全祖望也以朱子“去短集長”之說為據,希冀消弭朱陸異同的價值紛爭。他在《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中有言:
         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為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為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教人以發明本心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10]1003
         黃、全“勉為解紛,調停兩可”之說,在章學誠這里有一本質的轉變。盡管他點出浙東學術的宗旨是“宗陸而不悖朱”,但他認為浙東學術的根本精神是“言性命必究于史”,這一精神更貼近于“即器明道”。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下》指出,漢唐儒學的弊病在于“溺于器而不知道”,而宋儒的問題則是“舍器而言道”,他們都不明白孔子所講的“性與天道”,是“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為明道也”。[1]140可以說,章學誠是站在一個貫通的學術史的立場上來談朱陸異同。故此,他在《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一再批評朱陸后學“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1]524。雖然章學誠晚年追認自己是陸王后學,但他實質上已超越了理學之藩籬。其論朱陸異同并不是從本體論的視角,就心、性、理、氣等命題展開討論;而是從知識論的立場,探究性情、風氣、識裁三者在這一問題中的地位與價值。這無疑具有濃厚的智識主義特征,也是他在朱陸異同論上所以超邁前人的關鍵原因。
       
      注釋:
      ①錢穆認為引文中“祖父”應指章學誠父親,本文采納他的觀點。詳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51頁。
      ②山口久和指出,章學誠《浙東學術》篇中所斷言的著名命題“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實際上是高明與沉潛這兩種知識活動類型的個體表現。見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1頁。
      ③章學誠曾評價說:“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后代不能出其規范;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于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見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76頁。
      ④“裁定以心”在啖助新《春秋》學有明確指意,其依據一在安社稷,二在從眾心愿,由此二者又互為表里。見何?。骸稓v史表象的背后——啖助新<春秋>學的意識指向及其張力》,《哲學研究》,2020(1):57-65。

       
      參考文獻:
      [1]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M].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2]錢穆.中國史學名著[M].北京:三聯書店,2000.
      [3]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2012.
      [4]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M].王標,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錢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7]凌廷堪.凌廷堪全集:三[M].紀健生,校點.合肥:黃山書社,2009.
      [8]陳祖武.中國學案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9]黃宗羲.宋元學案[M]//黃宗羲全集:第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0]全祖望.全祖望集匯校集注[M].朱鑄禹,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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